“功利一时荣，诗文千古光。”无数次读到《玉门过》的这句话，都不免嗟叹掩卷，思绪万千。
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什么？《鼠疫》讽刺地说，人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从来不会吸取教训；雨果将历史比作莱茵河，既有法国壮丽的前进波涛，也有德国深沉的潺潺思想水流；而对华夏民族而言，则是“以史为鉴，可以明得失”的谆谆告诫。
从炉火时代的洪荒明灭，到如今车水马龙、天堑变通途，历史的进程浩浩汤汤，皆被史书记载，由诗文传颂，在画卷中永恒，自古物陈列。《美的历程》每每捧读，总让人思绪如潮，仿佛立于黄河之源，俯瞰千浪奔涌、万壑归流——历史的结晶似滴水不绝，却在书卷中磅礴展开。李泽厚先生以平实的笔触勾勒华夏文明史，也让我们得以触摸那璀璨不息的中国精神。
坛场楮钱，箫鼓春祈。祭祀是历史的第一次交响，亦是精神的源头。我们自豪地宣称：“我是龙的传人。”这诞生于远古渔猎时代的神异形象，竟能跨越文明长河，至今仍令世人敬畏幻想。最初，它或许只是部族对力量与庇佑的渴望——赋予它利爪以捕猎，巨躯以占地，腾跃以通天。这便是观念的符号化与仪式化。当年，它们皆是炽热巫术礼仪的一部分，是魔法、歌舞与祝咒的凝结，浓缩着原始人对生存、信仰与希望的强烈情感。而今，它们仍散发着神秘光彩，引人探寻其背后的意蕴。我想，这大抵是中国精神的肇始，源于认知，源于对世界的最初想象，也源于那份永不停歇的探求之心。
百家蜂起，诸子争鸣。真正的思想统合，自秦汉而始。贯穿其中的主旋律，正是理性主义。它承前启后，既挣脱了巫术宗教的古老桎梏，又为华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奠定基石。孔子之所以成为文化枢纽，正因其以理性精神重释“礼乐”。他将传统礼制锚定于亲子之爱这一普遍情感，使本无逻辑可言的礼制获得心理学的解释，从而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需求，使“礼”从侍奉神灵转向服务人世。而道家的兴起，恰与之互补。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儒道二途终归于一。无论法家的刑律、儒家的纲常，抑或道家的自然法则，皆服务于政权的稳固与制度的革新。正是这种理性精神，使自然经济得以重塑，推动历史车轮向前。
14世纪，西欧掀起文艺复兴；而更早的魏晋南北朝，门阀士族已萌发对人的觉醒。那些看似哀叹生命如蜉蝣的诗句——王羲之慨叹“死生亦大矣”，陶潜感喟“悲晨曦之易夕”——表面悲观，内里却涌动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。“竹林七贤”之所以成为六朝理想，非因放浪形骸，而是将目光从外物转向自我，修身养性，最终演化成对精神世界的思辨。
《美的历程》让人清晰感知朝代更迭对思想文化的塑造。盛唐昂扬，士民皆带不服输的锐气；弱宋无能，却孕育“鞠躬尽瘁”的忠贞；蒙元铁骑，拓疆守土，豪迈坚韧；而明朝，草根崛起，犹存疾风劲草之志。我曾写诗为史作注：“景开得明，见建党百年后，岁月不朽。念秦有始皇一统山河，汉有张骞凿空西域，唐有钟磬送禅音，宋营商贾，元踏铁骑，遂作颂赞，念此江山。”
中国精神，恰似这历史的车辙——始于格物致知，继以理性为纲，再至“以人为本”，终衍化出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赤诚、“为天地立心”的抱负、“松柏有本性”的刚韧……它始终昂扬，愈挫愈勇。
行文至此，虽搁笔，却已将对华夏传承的挚爱倾尽。唯愿祖国跨越九州坦途，挥毫续写纸短情长，浴火重生，再披不朽荣光！
文图/李思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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